扩大进口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减少贸易摩擦和提升企业绩效具备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在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政策实施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变化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TPU下降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并且还有利于提升公司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期和提升进口产品质量；(2)从驱动因素来看，生产规模扩张和融资约束缓解是TPU下降扩大企业进口规模的重要渠道，从构成来看，TPU下降主要通过进口种类和进口集约边际扩张途径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大；(3)异质性分析表明，TPU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型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进口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更大，另外从产品类型看，TPU下降对企业中间品进口的推动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品进口，而对消费品进口无显著的影响；(4)TPU下降明显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以及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贸易尤其是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是TPU下降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原因。

  进口贸易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提升公司生产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出口规模扩张以及出口质量升级。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日益重视进口贸易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进口的政策措施。可以说，扩大进口是中国在新时期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战略。在2012年，商务部颁布了《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增强进口主动权和完善进口促进体系，扩大进口规模。随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进口，适当扩大进口规模。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颁发了《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继续加强进口工作，扩大优惠利率进口信贷覆盖面。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明确了扩大进口规模、优化进口结构和提高进口质量的重要战略地位。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将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和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此外，2018年和2019年在上海举办的首届和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进口贸易发展的有力体现。

  实际上，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进口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口总额从2000年的2250.9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21357.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3.9%，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虽然进口贸易的作用特别是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是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企业进口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忽略了外部贸易政策变动在其中的作用。实际上，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企业进口：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导致企业出口贸易增加，这会引致公司制作规模扩张，进而企业会增加进口投入品以满足生产规模扩张的需要；另一方面，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出口规模扩大有利于拓宽企业的融资市场，表现为由单一的国内金融市场转变为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并举，这有助于解决企业贷款难问题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进口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为本文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难得的准自然实验机会。具体地，本文利用加入WTO前二类关税与最惠国关税的差异信息来构造行业层面的关税差额指数，由于加入WTO前关税差额指数较高的行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经历了更大幅度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而且加入WTO前不同行业的关税差额指数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可通过比较关税差额下降幅度较大的行业中企业(即处理组)与关税差额下降幅度较小的行业中企业(即对照组)在中国加入WTO前后的进口行为变化情况，来识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进口的因果效应。本文的主要发现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不仅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企业进口概率、延长企业进口持续期、提高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来自OECD以及来自美国的进口比例。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的关系，鲜有文献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究竟会如何影响进口，本文率先系统考察了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效应的研究。第二，在识别策略方面，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PNTR地位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采用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倍差法(DID)来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的因果效应，进而得到了可靠的研究结论。第三，对准确理解中国进口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亦有一定的贡献。本文从外部贸易政策变动的角度深入考察了企业进口的决定因素，为中国加入WTO后进口贸易的迅猛增长提供了新颖的解释。此外，还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的作用机制，以及从多个维度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的异质性影响效应，有助于深化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进口内在关系的认识。第四，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进口的经济后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提高了公司制作率，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以及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贸易尤其是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绩效的相关研究。

  与本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经济效应。大部分学者关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例如，Handley(2014)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会阻碍企业对新出口市场的进入，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加入WTO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现下降，从而促进更多产品进入出口市场。在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之后，葡萄牙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出现明显下降，Handley & Limao(2015)在此背景下使用葡萄牙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销售额，而且还促进了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中国加入WTO为政策背景，Handley & Limao(2017)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解释2000—2005年期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另外，Feng et al.(2017)基于中国企业-产品层面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一方面会促进那些低质高价产品的生产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另一方面则会导致那些高质低价产品的生产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据此他们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提升企业间出动的再配置效率。

  与以上文献研究视角所不同的是，Pierce & Schott(2016)考察了美国授予中国PNTR这一贸易政策变动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同样以美国授予中国PNTR这一贸易政策变化为背景，Pierce & Schott(2018)基于美国制造业微观数据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明显降低了美国企业的投资水平，并且该效应在低劳动生产率、低资本密集度和低技术密集度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另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Liu & Ma，2016)，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可以看到，已有不少文献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然而目前尚无学者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进口行为。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则是关于企业进口方面的研究。在这类文献中，学者们主要关注进口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企业生产率(Amiti & Konings，2007；Yu，2015)、企业创新(Liu & Qiu，2016；张杰，2015)、企业出口规模(Feng et al.，2016)以及出口质量(Bas & Strauss-Kahn，2015；许家云等，2017)。相比之下，考察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例如，Lu et al.(2014)利用哥伦比亚企业数据研究了汇率贬值对企业进口调整的影响，发现汇率贬值并没有导致进口投入品大幅度减少，但是显著降低了进口产品的种类数。随后，Li et al.(2015)使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系统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在企业进口中的作用，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显著提高了企业进口概率和进口种类，另一方面还增加了企业进口额，并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一般贸易企业更为显著。比上述文献更进一步的是，逯宇铎等(2015)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专门研究了企业进口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发现进口关税与企业所有制对企业进口持续时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余淼杰和李乐融(2016)还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的角度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而言，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

  与本文联系最为紧密的是Imbruno(2019)，该文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考察了本国(即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国产品进口的影响，发现进口约束关税(binding tariff)的实施会显著促进产品进口的增加。但相比之下，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内涵的差异，前者关注的是中国方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进口的影响，而本文考察的是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进口。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前者使用进口约束关税虚拟变量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而本文则是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PNTR地位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采用倍差法进行实证研究。再次是研究维度的差异，前者主要是在产品-时间维度考察本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产品进口的影响，而本文则是在企业-行业-时间维度考察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最后是样本数据的差异，前者主要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而本文使用的是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的合并样本，本文使用两套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的优势在于，可以在企业层面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能够进一步控制企业特征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样本的丰富性使得我们可以在微观层面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企业进口的作用渠道，也可以进一步研究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进口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准确地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的因果效应，本文将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PNTR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在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采用倍差法进行实证研究。1具体地，将基准倍差法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f表示企业，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因变量IMPfit为企业进口，具体采用企业f在t期“进口额+1”的对数来衡量。TPUnctyi01为2001年行业关税差额，可用于刻画各行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前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其构造方法为：首先，构造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即TPUncty=log(tariffCOL2/tariffMFN)，这里tariffCOL2和tariffMFN分别表示2001年2产品h的二类关税税率(或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率)与最惠国关税税率(或一类关税税率)；其次，将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加总至四位码行业层面，得到TPUnctyi01。Post02t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若t≥2002，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交叉项TPUnctyi01×Post02t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它的估计系数α刻画了高关税差额行业与低关税差额行业中企业进口额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平均差异，也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进口的因果效应。如果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大于0，表明与低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相比，高关税差额行业的企业进口额增长得更多，换言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促进企业进口。

  Xfit为可能影响企业进口的控制变量集合，包括：企业规模，用企业从业人员数的对数值衡量；企业年龄，用当期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的差表示；资本密集度，用固定资产对企业就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衡量；政府补贴虚拟变量，若企业受到政府补贴，该变量取1，否则取0；企业所有制(包括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外资企业虚拟变量)，如果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则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外资企业虚拟变量)取1，否则取0；进口贸易自由化，与Amiti & Konings(2007)的做法类似，采用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与中间品关税衡量；国有企业改革采用行业非国有资本与总资本相除来衡量；外资放松管制采用行业层面外资企业数的对数来刻画。在回归中，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λf与年份固定效应δt，εfit为随机误差项。回归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了聚类(cluster)调整。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数据库进行的：其一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二是中国海关总署的产品贸易数据，考虑到以上两个数据库的编码系统不同，本文借鉴Yu(2015)的方法进行合并，合并后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其三是中国进口产品关税数据，来自WTO的关税下载工具数据库；最后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关税数据，包括一类关税(或最惠国关税)和二类关税(或非正常贸易关税率)，基于该数据我们可以构造行业层面的NTR关税差额指标(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相关数据来自Feenstraetal.(2002)。由于本文分析问题的需要，我们仅选取制造业行业进行考察，即对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数据以及采矿业数据进行了删除，并且对不同年份的中国工业行业分类(CIC)四位码进行了调整统一。由于贸易中间商与其他制造业企业在进出口动机、生产行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得到准确的研究结论，我们进一步删除了贸易中间商样本。此外，与Feenstraetal.(2014)以及Yu(2015)的方法类似，我们还对一些异常样本进行了处理。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的基准回归结果汇报在表1。其中，第(1)列在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同时，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以此作为比较基础。结果显示，交叉项TPUncty01×Post02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与对照组企业(即初始低NTR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相比，处理组企业(即初始高NTR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的进口额实现了更加大的幅度的增长，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第(2)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包含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等在内的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交叉项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进口额。考虑到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进口关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可能会对企业进口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在表1第(3)列中进一步将行业层面的贸易自由化变量(包括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纳入回归模型，2以降低遗漏变量可能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干扰。最终品关税与中间品关税均显著为负，表明进口关税减免在总体上有利于促进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这与Fengetal.(2016)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事实上，在加入WTO前后，中国同时还在进行了国企改革和放松外资进入管制两项重大的政策改革，这些政策改革对企业进口贸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控制上述政策效应的影响。表1第(4)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新加入的两个政策改革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改革与外资放松管制措施均有利于促进企业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交叉项依然显著为正，这证实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进口的积极影响较为稳健，不会受到其他政策变动的干扰。出于估计结果稳健性的考虑，我们还在第(5)列中同时控制了进口贸易自由化、国企改革以及外资放松管制的作用，估计结果再次证实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进口规模扩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为了确保倍差法估计的有效性，我们首先检验企业是否存在预期效应。具体的做法是，构造中国加入WTO前一年的时间虚拟变量(Pre Reform)，然后将TPUncty01与Pre Reform形成交叉项并将其加入到基准DID模型进行估计。表2第(1)列报告了相应的检验结果，新增交叉项TPUncty01×Pre Reform并不显著，说明企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并没有形成进口行为调整的预期。这意味着，中国加入WTO以及PNTR政策实施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考虑到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关税差额的变化幅度较为微弱，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加入WTO前企业进口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据此，选择中国加入WTO之前的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以进一步确保DID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从表2第(2)列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变量TPUncty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未能通过常规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加入WTO前的企业进口的确没有显著的影响，进而从侧面印证了本文DID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企业进口变化可能会受到其所在行业某些非观测的产业特定因素的影响，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不一样的行业中企业进口变化的时间趋势将是有差异的，由此引致的一个后果是，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即企业进口额)会沿着不同的路径变化，进而导致有偏的估计结果。为了严谨起见，借鉴Liu & Qiu(2016)的思路来检验非观测的产业特定因素是否会实质性地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我们将产业特定的线性时间趋势项加入到基准倍差法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第(3)列所示。交叉项在控制了产业特定的线性时间趋势之后仍然显著为正，即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促进企业进口，可见非观测的产业特定因素并未对本文核心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均是采用多期倍差法进行实证分析。然而，多期倍差法估计的一个潜在不足是可能存在序列相关问题。为了控制潜在的序列相关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这里进一步进行两期倍差法回归。从表2第(4)列可以看到，交叉项为正且显著，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这与前文基于多期倍差法估计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首先，借鉴Handley & Limao(2017)的方法构造行业关税差额指标(记为TPUncty2i01)。1表2第(5)列报告了利用新的关税差额指标进行回归的结果，交叉项TPUncty201×Post02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下降对企业进口规模扩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我们借鉴Pierce & Schott(2016)的方法测算行业层面关税差额，即先利用TPUncty=tariffCOL2-tariffMFN计算产品关税差额，再将它加总到行业层面(即TPUncty3i01)。从表2第(6)列可以看到，交叉项为正且显著，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确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见这一结论不会随着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方法的不同而改变，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大部分文献研究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导致企业出口贸易增加(Handley，2014；Handley & Limao，2015)，在通常情况下，出口贸易增加会引致企业生产规模扩张，为了满足生产规模扩张的需要，企业会相应地增加对进口投入尤其是中间品进口的需求。据此，我们推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能通过生产规模扩张途径进而影响企业进口规模。这里借鉴王永进等(2017)的做法，采用企业销售额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生产规模扩张(记为ScaleExp)。我们首先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规模扩张的影响：

  其中，Channelfit为渠道变量，这里用企业生产规模扩张(ScaleExp)来表示。对(2)式的估计结果报告在表3第(1)列，交叉项TPUncty01×Post02显著为正，表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初始高NTR关税差额行业的企业销售额增长率相比于初始低NTR关税差额行业经历了更大幅度的提升，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生产规模扩张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增加，而出口贸易增加会导致企业生产规模扩张。接下来，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来进一步检验企业生产规模扩张是否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企业进口的渠道：

  在(3)式中，如果三重交叉项显著为正，则意味着生产规模扩张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进口的一个影响渠道。表3第(2)列报告了对(3)式的估计结果。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ScaleExp为正且显著，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生产规模扩张促进了企业进口。我们还注意到，与表1第(5)列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在加入企业规模扩张变量之后，TPUncty01×Post02的估计系数值和t值均有所下降，可见，生产规模扩张确实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进口的一个渠道。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根据前文的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导致企业生产规模扩张，而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增加生产过程所需的中间品投入。换言之，为了满足生产规模扩张的需要，企业会增加对进口投入特别是是中间品进口的需求，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生产规模扩张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

  此外，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出口规模扩大有利于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表现为由单一的国内金融市场转变为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并举，这将有助于解决企业贷款难问题、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缓解有益于企业进口。为了检验融资约束缓解是否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进口的另一个渠道，我们借鉴孙灵燕和李荣林(2011)的方法，使用利息支出除以固定资产来衡量融资约束(fincons)，若该比值越大则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

  表3第(3)列报告了以企业融资约束(fincons)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具体回归如(2)式)。交叉项TPUncty01×Post02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明显降低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导致企业出口贸易增加，而出口通常会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其一，出口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助于解决企业贷款难问题；其二，政府和银行通常会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如贸易融资、出口信贷等)；其三，企业的出口行为能对外界提供高竞争力和高效率的信号，这有利于降低不完全金融市场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韩剑和王静，2012)。进一步地，将(3)式中的Channel替换为企业融资约束，相应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3第(4)列。可以看到，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fincons显著为正，另外在加入企业融资约束变量之后(即表3第(4)列)，交叉项TPUncty01×Post02的估计系数大小和t值与表1第(5)列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都有所下降，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确实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扩大企业进口规模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我们还采用以下方法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指标：一是企业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二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应收账款的比例，检验发现，上述结论成立。

  根据企业贸易方式的不同，将样本划分为纯加工贸易企业、混合贸易企业与纯一般贸易企业。表4第(1)—(3)列分别报告了基于上述子样本的DID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纯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没有明显的影响，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混合贸易企业与纯一般贸易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其中对纯一般贸易企业进口规模的促进效应更大。对此上述异质性影响效应的可能解释是：从事纯加工贸易的企业主要是利用国外一方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对其进行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至对应的国家，因此该类型企业受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影响较为微弱；根据这一逻辑，从事加工贸易程度越低的企业，其进口规模受到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影响也就越大。

  根据所有权属性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三类，基于这三类子样本的DID估计结果分别报告在表4第(4)—(6)列。可以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不过它对民营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更为有趣的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外资企业进口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实际上并不难理解上述差异性回归结果，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生产活动，根据前文分析，这类企业的进口受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受到较为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部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而对其进口规模可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理论上来看，由于出口企业是外部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直接受影响者，故预期其进口行为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为了检验这一推测是否成立，首先构造出口企业虚拟变量(Expdumft)，然后将它与TPUncty01×Post02形成三重交叉项，并将该三重交叉项加入到基准倍差法模型(1)进行估计，表4第(7)列报告了相应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Expdum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而言，出口企业的进口规模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促进效应更大。就逻辑上而言，鉴于那些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企业会更直接地受PNTR政策实施的影响，故我们推测，TPU下降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这部分企业的进口行为。为了对此进行检验，我们构造了对美出口企业虚拟变量(ExtoUSf)，将它与TPUncty01×Post02形成三重交叉项并加入到基准倍差法模型中进行估计。从表4第(8)列可以看到，三重交叉项显著为正，同时我们还发现，与表4第(7)列中三重交叉项的估计系数相比，表4第(8)列中的估计系数值相对更大。这就进一步表明，尽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大，但对向美国出口的这部分企业进口规模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相吻合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区分企业进口产品的类型，进而研究得到的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进口的平均影响效应。我们想进一步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产品进口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根据广义经济分类(BEC)标准将进口产品划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类，然后构造企业层面这三种类型产品的进口指标。表4第(9)—(11)列分别报告了以企业中间品进口、资本品进口和消费品进口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在中间品进口和资本品进口回归模型中，交叉项TPUncty01×Post02均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中间品与资本品的进口；通过比较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有趣的是，在消费品进口回归模型中，交叉项虽然为正，但是并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没有明显促进企业对消费品的进口。由此可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三种类型产品进口产生了异质性影响效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如同前文影响渠道分析所揭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企业进口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它会显著促进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为了满足生产规模扩张的需要，企业会相应地增加对中间品(如原材料、零部件等)与资本品(如企业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的进口和使用；然而，由于消费品主要是用于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其对企业生产规模扩张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未能明显影响企业对消费品的进口。

  在前文，我们主要从进口规模的角度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在这一部分，我们从更多的角度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进口的关系。首先，构造企业进口虚拟变量，如果企业f在第t期的进口额大于0，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表5第(1)列报告了以企业进口虚拟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交叉项TPUncty01×Post02为正且显著，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明显促进了企业进口概率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生产规模扩张会促使企业增加对进口投入品的需求，另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这也有助于促进非进口企业开展进口贸易。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已经开展进口贸易的企业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进口行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更具体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是否有利于延长这部分企业的进口持续时间?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构造了企业进口终止虚拟变量，若进口企业f在第t+1期不再进口，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从表5第(2)列可以看到，交叉项TPUncty01×Post02为负且显著，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明显降低了企业终止进口的概率，这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延长企业进口的持续期。

  我们想进一步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是否会影响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从逻辑上看，与低质量的进口产品相比，高质量的进口投入品对企业生产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企业需要为高质量投入品的进口支付相对较高的费用。据此我们预期，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生产规模扩张和融资约束缓解会增加对高质量进口投入品的需求，进而有助于提高进口产品的平均质量。为了检验这一推测是否成立，借鉴施炳展和曾祥菲(2015)的方法构造企业进口质量指标。表5第(3)列报告了以企业进口质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交叉项TPUncty01×Post02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考虑到来自OECD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产品质量往往较高，为了稳健起见，构造企业层面OECD国家或地区进口占比指标，如果该指标越大，则意味着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越高。以OECD进口占比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第(4)列，从中可以看到，交叉项TPUncty01×Post02为正且显著。这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明显提高了来自OECD的进口比例，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确实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最后，在表5第(5)列我们还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来自美国进口占比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交叉项TPUncty01×Post02为正且显著，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也明显提升了来自美国的进口比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因PNTR政策实施引致的TPU下降会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美国的出口，而企业在美国市场上出口贸易的增加有助于其在当地市场上搜寻到合适的中间品供应商，进而导致企业从美国进口的比例上升。

  前文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不仅体现为扩大了企业的进口规模，而且还提高了进口产品质量。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进口增加最终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很显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经济效应。

  在这一部分，我们选取企业生产率、企业产品质量、技术复杂度和企业创新作为企业绩效的主要代理变量。首先设定如下回归模型用于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Yfit=λf+α·TPUnctyi01×Post02t+θ·Xfit+δt+εfit(4)其中，Yfit为企业绩效向量，包括企业生产率(TFPfit)、企业产品质量(Qualfit)、产品技术复杂度(Sophfit)和企业创新(INNOvafit)。与前文类似，TPUnctyi01为2001年行业关税差额；Post02t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若t≥2002，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控制变量集合Xfit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外资企业虚拟变量、行业最终品关税、行业中间品关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外资放松管制措施。此外，我们还在回归中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λf和年份固定效应δt。在(4)式中，交叉项TPUnctyi01×Post02t的估计系数α刻画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

  在本文中，企业生产率(TFPft)借鉴李磊等(2018)的做法，采用面板固定效应(FE)方法进行估算。对于企业产品质量(Qualfit)，借鉴Khandelwaletal.(2013)、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以及高晓娜和彭聪(2019)的方法进行测算。另外，借鉴Hausmannetal.(2007)、盛斌和毛其淋(2017)的方法测算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Sophfit)。最后，对于企业创新(INNOvafit)，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数+1”的对数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有专利申请方面的信息，因此这里还使用了中国企业专利数据库。具体地，我们根据企业名称将企业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合并。

  表6第(1)、(5)、(9)和(13)列报告了对(4)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以企业生产率为因变量，我们发现交叉项TPUncty01×Post02显著为正，表明初始高NTR关税差额行业(即处理组)的企业生产率相比于初始低NTR关税差额行业(即对照组)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上升得更多，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表6第(5)列和第(9)列分别报告了以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交叉项TPUncty01×Post02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由此可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升级，然而目前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的文献主要聚焦于前者对出口规模的影响(Handley，2014；Handley&Limao，2015；Fengetal.，2017)，本文研究印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出口升级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在表6第(13)列，我们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TPUncty01×Post02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促进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增加，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这与Liu&Ma(2016)的研究发现是类似的。

  实际上我们更为感兴趣的问题是，企业进口是否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渠道?为了对此进行检验，在(4)式中引入企业进口因素(IMfit)，以及它与TPUnctyi01、Post02t的三重交叉项和两两交叉项，得到如下扩展的回归模型：

  其中，IMfit为企业进口因素向量，主要包括企业进口规模(IMPscaft)、进口种类(IMPvarft)和进口质量(IMPqualft)；在(5)式中，变量TPUnctyi01×Post02t×IMfit的估计系数α2是我们最为感兴趣的，如果它为正且显著，那么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企业进口因素提高了企业绩效。此外，其余变量的设定与(1)式相同。

  表6第(2)—(4)列报告了以企业生产率为因变量的影响渠道检验结果。从表6第(2)列可以看到，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IMPsca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进口规模扩张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我们也注意到，在纳入企业进口规模因素后，表6第(2)列中交叉项TPUncty01×Post02的估计系数值和t值都有所下降，这进一步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进口规模扩张提升了企业生产率。表6第(3)列与第(4)列分别以进口种类(IMPvar)和进口质量(IMPqual)作为渠道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IMPvar与TPUncty01×Post02×IMPqual均显著为正，此外在这两列回归中，交叉项TPUncty01×Post02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表明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渠道。以企业产品质量为因变量的影响渠道检验结果报告在表6第(6)—(8)列。其中表6第(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IMPsca不显著，表明进口规模扩张不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有趣的是，在表6第(7)—(8)列中，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IMPvar和TPUncty01×Post02×IMPqual均显著为正，同时这两列中交叉项TPUncty01×Post02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表6第(5)列相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而单纯的进口规模扩张对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实际上，Bas&Strauss-Kahn(2015)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开展的一项实证分析也表明，高质量的进口投入品显著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接下来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渠道。从表6第(10)—(12)列可以看到，三重交叉项均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进口规模扩张、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渠道显著提高了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通过进一步比较还能看出，与进口规模扩张渠道相比，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产品技术复杂度提高的更为重要的途径。在既有文献中，Eck & Huber(2016)对印度以及盛斌和毛其淋(2017)对中国的研究均发现了进口种类增加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证据。最后，我们转向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渠道。表6第(1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IMPsca不显著，这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并没有通过进口规模扩张渠道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表6第(15)列着重检验了进口种类渠道，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IMPvar显著为正，而交叉项TPUncty01×Post02不显著，这意味着进口种类增加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地，在表6第(16)列，我们检验了进口质量是否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创新的途径。三重交叉项TPUncty01×Post02×IMPqual显著为正，并且交叉项TPUncty01×Post02的估计系数与显著性水平均低于表6第(13)列中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质量提升也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

  本文基于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PNTR地位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深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制造业企业进口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从驱动因素来看，生产规模扩张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进口规模扩大的重要渠道；从构成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主要通过进口种类和进口集约边际扩张的途径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大。本文还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的异质性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型企业、民营企业的进口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从产品类型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品进口，而对消费品进口没有明显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不仅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并且还有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企业进口持续期、提高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来自OECD以及美国的进口比例。最后，本文还深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进口的经济后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明显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以及促进了企业创新。在这当中，进口贸易尤其是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较为明显：(1)鉴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国企业进口扩大和进口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通过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营造稳定有序的外部经济环境对扩大中国进口贸易进而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政府应当积极探究国际规则的制定，参与国际双边或多边贸易对话，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来降低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2)进口贸易特别是进口种类增加和高质量中间品进口对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战略，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借助进口来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通过进口高质量的核心零部件和技术装备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率进步、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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