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保险业都以高于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速度在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话题。国内外的研究思路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种是对保险业发展的宏观驱动因素的分析；另一种是对保险需求的微观驱动因素的探索。宏观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把握整个行业的发展脉搏，理性地预判未来的发展的新趋势；微观因素的探索可以指导具体业务的市场瞄准、保源挖掘。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经济水平、人口结构、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等四个方面选择变量开展实证检验。现有的成果侧重不同的因素、选择有差异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使用不相同时期的数据，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做了较多的研究。对于复杂的经济体系和条件假设下的经济理论而言，研究结论有所差异，甚至相互矛盾是正常的表现。但所有成果都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宏观经济中的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对保险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人均GDP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却不一定可以完全反映其经济结构和生产活动。对比全球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工业化发展实现人均GDP提升，绝大部分经济体均属此种类型；另一类是由于难得的资源禀赋实现人均GDP暴增，如中东国家、南美洲的个别国家等都是靠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一夜暴富。保险起源于海上贸易风险，发展于工业革命，兴盛于现代经济，其需求取决于风险来源、经济能力、保险意识三大要素：可保风险的存在是形成保险的必要条件，经济负担能力是消费的人购买保险的充分条件，保险意识是潜在保源转化为现实消费的市场开关。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没有可保风险的存在，消费者就不需要风险的保障，也就不可能购买保险；有可保风险而没有经济能力，则买不起保险；有可保能力又有经济能力而没有保险意识，也不会购买保险。因而，人均GDP水平只能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不能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的风险状况。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尽管国内外对保险需求的研究较多，但还没有建立一个风险传导、保险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本文首先要寻根溯源建立一个由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三位一体的风险传导和保险形成机制。

  2019年12月30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水平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平衡不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矛盾反映在保险行业就是偏离本源、结构失衡，反映在保险市场就没有充分有效地开发潜在消费需求。任何经济问题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一样的地区、不同文化、不同阶段，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差甚远，而且各种各样的因素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互相影响。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因素的作用效果都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来，但是必须探求核心要素，并围绕其理清各因素之间的传导机理。把握保险需求要以风险来源作为分析起点，保险业以承保自然灾害为始端逐步拓展保险责任，就人类活动风险而言，只有在生产的全部过程当中才能完全暴露出来，尤其是随着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影响了自然、生态、环境等传统风险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也产生了大量的新的人为风险损害。因此，著名社会风险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工业化促进了风险社会的诞生。

  如图1所示，工业化生产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状况可以反映在其四大基本要素上，物质投入上会面临自然灾害的作用、意外事件的侵扰、无意或有意的人力行为的损坏等风险；人力投入上面临员工疾病、残疾、意外伤害、养老、死亡等风险；资本运作中会面临债务信用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汇率变化风险等；科学技术研发中面临研发失败风险、新产品使用风险等。同时，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产品流通环节中也面临很多自然和人为的风险。由此，工业化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险池，这些风险中的部分是符合可保理论要求的，能够直接进行分散和转移，也就产生了大量保险需求。

  工业化在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商品供给的同时，也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量。企业集聚理论、人口转移理论、经济福利理论这三大城镇化发展理论均与工业化紧密关联，概括其逻辑就是工业化—》企业集聚—》福利提升—》人口转移—》城镇化。因而，成功的工业化总会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脚步。从历史角度看，也正是工业化发展不久，城镇化就蓬勃起来。而城镇化在客观上增加了经济社会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城镇建设中投资建设的大量工程、设施会面临风险损害；城镇化过程中居民形成的资产也会面临风险损失；城镇化打破了乡村 “熟人社会”，信用工具的广泛使用也积累了一定的信用风险；城镇化往往带来各种环境污染，对人口健康带来了很大伤害。虽不能一一列举，但城镇化中的部分风险为保险需求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因而，Zelier指出，大规模城镇化是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寿险业繁荣的重要原因。工业化、城镇化与老龄化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从欧洲国家的发展来看，各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在完成了工业化和进入高度城镇化之后，老龄化的问题就接踵而来。理论上看，工业技术提高了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作为“延寿剂”降低了整体死亡率；城镇化非常大程度上增加了抚养成本，作为“避孕药”降低了整体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必然加重社会的养老、健康养护等负担，使商业保险成为一个可选择的有益补充。

  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与保险需求的分析框架。国内外保险需求文献很多，很多文献研究中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模型，部分文献也考虑到了城镇化的影响，极个别文献讨论了工业化对保险需求的作用。但将三大因素相融合建立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还比较少，这为本文的创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为此，本文以保险密度为被解释变量，以能够全面反映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的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人均GDP、通货膨胀率、生育率、资本形成率、储蓄率、商业信贷水平、商贸水平等7个指标为控制变量，选择了全球44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利用199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聚类标准误检验法，分析了全世界内“三化”与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并对亚太发达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之间、亚洲、美洲、非洲三大区域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保险发展不均衡性和保险需求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为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内保险业提供实现高水平发展的一些思路。

  实证检验的根据结果得出：（1）全世界内工业化对保险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人均保费收入增长1.51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表现为正相关，但发达国家作用显著，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人均保费提高7.861%；发展中国家作用不显著，影响程度也比较小，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人均保费提高0.752%。这一方面说明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险意识，将工业化发展中的风险及时转化为保险需求；而在发展中国家受经济能力和保险意识限制，工业化发展虽然也能产生保险需求，但远远不足充分，具有很大的潜在市场。（2）城镇化的整体影响表现为不显著的推动作用，城镇化率每提高1%，保险密度提高0.185%。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发达国家表现为不显著的推动作用，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不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说明两类国家城镇化质量上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对保险需求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方式，发达国家城镇化质量较高，形成了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居住相对固定的城镇居民，有购买保险的经济能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速度虽然较快，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临时居住、收入不稳定的群体，甚至许多城市还有规模巨大的贫民窟，因此对很多人来讲居住地点的变化不仅没改变其经济能力，还使其生活更加窘迫，必然对保险需求产生抑制作用。（3）人口老龄化对保险需求整体上表现为比较显著的正面影响，65岁以上人口占比每提高1%，保险密度提高3.966%。两类国家作用方向一致，但显著性不同，发达国家表现不显著，作用效果较小，65岁以上人口比例每提高1%，保险密度提高2.046%；发展中国家影响显著，影响程度较大，65岁以上人口比例每提高1%，保险密度提高12.496%。这种差异正好反映了两类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平衡，发达国家社会保险比较健全，福利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体系处于起步或建设之中，覆盖面、保障程度都比较小。因而，就健康与养老风险而言，商业保险在发达国家是社会保险的补充，需求意愿不太强烈；在发展中国家则是社会保险的替代，需求意愿比较强烈。

  在选取的控制变量中，（1）人均GDP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在整体上和两类国家上均表现为显著的推动作用，整体上人均GDP每提升1%，保险密度提高0.967%；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每提升1%，保险密度分别提高0.73%和0.944%，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对保险需求的推动作用高于发达国家。（2）通货膨胀对保险需求在整体上表现为显著的负面影响，CPI指数每提高1%，保险密度降低0.082%。发达国家市场成熟度高，投资渠道广泛，通货膨胀的影响比较显著，CPI指数每提高1%，保险密度下降3.937%；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不显著的负面影响，CPI指数每提高1，保险密度降低0.084%。（3）生育率对保险需求整体上表现为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在提高人口出生率方面采取了许多激发鼓励措施，提供了各种抚养补贴，生育率的提高不仅对家庭经济影响较小，而且还会增加潜在保源，因而生育率对保险需求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生育率每提高1人，保险密度增加37.11%；发展中国家则相反，生育率的提高对家庭来讲是经济负担的增加，抚养上的投入减少了其他开支，因而生育率对保险需求表现为不显著的负面作用，生育率每提高1人，保险密度下降7.589%。（4）资本形成对保险需求整体上具有不显著的推动作用，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及时地产生保险需求，资本形成比例每提高1%，保险密度提高1.318%；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不能及时或充分地形成保险需求，虽有推动作用但不显著。（5）储蓄对保险整体上产生了不显著的替代效应，在发达国家虽有正面作用但不显著，在发展中国家有负面作用也不显著。（6）商业信贷在整体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显著地促进了保险需求,商业信贷占GDP比例每提高1%，保险需求提高的程度分别为0.266%、0.245%和0.329%。说明商业信贷促进了再生产，从而提振了保险需求。（7）商品贸易整体上提升了保险需求，商贸总额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保险密度提高0.351%。随着发达国家产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商品贸易中发达国家的比重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则一直上升。因而，商品贸易对保险需求的推动作用在发达国家表现不显著，在发展中国家表现显著，商贸总额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保险密度提高0.419%。

  为进一步分析发达国家之间保险需求的差异，将发达国家分为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作比较。我们得知工业化对两个地区均有正面影响，但亚太四国影响不显著，而欧洲地区的影响比较显著。原因主要在于本文所选的时期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快速向工业化迈进，不断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时期，在该时期亚太四国工业化生产向外转移程度很大，保源流失非常严重，欧洲国家也有产业向外转移，但仍就保持着很强的生产能力。产业转移对保险需求的这种影响差异，还反映在商业信贷和商品贸易方面，亚太四国的商业信贷在本国实体产业上的投入空间收缩较大，商品贸易在全球的份额不断降低，因而这两个变量对其保险需求虽有正面影响但不显著，在欧洲地区则表现为显著的正面影响。城镇化对两大地区的影响截然不同，亚太四国表现为显著的负面影响，欧洲国家表现为不显著的正面影响。原因主要在于亚太四国走向城镇化的时间虽晚于欧洲，但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形成的潜在保险市场还未得到充分的释放。老龄化对两大地区的影响也正好相反，对亚太四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欧洲地区则表现为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原因主要在于欧洲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建立了由政府支撑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这反而对商业保险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美国则建立的是依赖个人而非政府支持的保险保障体系，澳、日、韩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欧美两大机制的折中，因而在老龄化风险方面商业保险能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社会保险制度上的这种差异也影响到了两个地区对储蓄的使用，亚太四国能将部分储蓄运用于商业保险消费，部分弥补社会保险的福利不足；而欧洲地区的高福利社会使人们更多地将储蓄运用于非保险的消费或投资。GDP、CPI和资本形成对两个地区保险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趋同。

  对比美洲、亚洲、非洲三大区域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我们得知：（1）美洲和非洲地区工业化与保险需求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产生的原因却有差异，美洲地区所选的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前后经历了一段快速地发展，在向工业化进军的转型时期却滑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保险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抑制；相反，非洲是工业化基础最差、工业化推进最慢的洲，正常生产活动的资金都捉襟见肘，没有宽裕的资金购买保险。亚洲地区的工业化对保险发展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该地区生产活动正在慢慢地激发保险需求。（2）在城镇化方面，亚洲地区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已形成了显著的保险需求；非洲地区表现为不显著的正面影响；但美洲地区国家因为城市两极分化严重，反而对保险需求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抑制作用。（3）老龄化在三个地区虽然会产生保险需求，但只在亚洲地区表现的显著，说明该区域民众具有较强的风险防范意识。（4）三个地区GDP、CPI、生育率、资本形成、储蓄、商品贸易等变量各自对保险需求的作用方向均一致，只是在显著性上存在着差异：CPI对保险业的负面影响在非洲地区表现不显著；亚洲地区因生育率比其他两个地区较低所产生的保险抑制作用不显著，资本形成和商品贸易对保险的拉动作用在美洲地区表现的不太明显；储蓄对保险的替代效应在非洲地区反应显著。（5）亚洲地区的商业信贷能够被投放于工业化生产，并带动保险发展，表现出良好的显著性，这种影响在美洲地区表现的不明显，在非洲地区则表现为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非洲地区的商业信贷很大一部分没有被用于扩大再生产，无法产生保险需求。

  第一，国内保险业具备持续高增长的经济基础。自国内保险业恢复营业以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地增长，但这种增长很大一部分是对1959-1979年期间国内保险停业的补偿性增长，对存量保源的开发还远不充分。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快速地发展，2018年GDP达到13.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5.85%，对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经济发展已达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经过整理计算所得)。这是一个社会需求转型的重要时期，产业体系不断向高水平发展转型，中产阶层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渐增长，这为保险需求大幅度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会保持中高速的持续增长，这为保险业的快速地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存量和增量保源。

  第二，国内保险业具备持续高增长的风险基础。从狭义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2011年超过美国规模居世界第一，2018年超过了美国与日本之和，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23.5%。从广义工业化角度看，2018年我国非农产业产值占比已达92.81%，在建工程规模、货物周转量、客运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一系列指标居世界第一。从城镇化角度看，1979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为71.72%、中等收入国家为30.62%、低收入国家为19.85%，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8.62%；2018年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为81.33%、中等收入国家为52.53%、低收入国家为32.57%，我国则迅速增加到了59.15%。国内已形成了8.24亿的庞大城镇人口和数量众多的城市群，且国内城镇化的进程并没结束，而2014年国家又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国内城镇化进入了“量”与“质”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从老龄化角度看，1979年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5.86%、高收入国家为11.22%、中等收入国家为4.52%、低收入国家为3.1%，我国为4.55%；2018年这一指标分别为全球8.87%、高收入国家17.79%、中等收入国家7.64%、低收入国家3.29%，我国为10.92%。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于2007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生育高潮，将使我国在近几年快速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因此，理论和现实都表明，国内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可保风险，提供了广阔的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经过整理计算所得）。

  第三，国内保险业具备持续高增长的转型基础。国内保险业虽然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风险基础，但从业务结构上看转型调整的空间非常大。首先是存量保源开发不充分，2018年美国、日本、韩国人均GDP分别是我国的6.43倍、4.20倍和3.21倍，而人均保费分别是我国的11.05倍、8.54倍和8.53倍(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保费数据来自瑞士再保险研究院的sigma，2019年第1期)，说明经济发展与保险规模严重不对称，意味着经济社会中的大量现存风险没有正真获得承保，进一步挖掘空间较大。其次是增量保源跟进不及时，目前保险市场上的产品老化、同质化严重，主要险种条款几十年未有变化，产品创新乏力，对新型的科技风险、网络风险、生物风险等应对严重不足。最后是业务结构极度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之间业务失衡，2018年财产保险业务占比仅为28.33%，人身保险业务占比高达71.64%，人身保险业务是财产保险业务的2.53倍，这与我国生产规模、投资规模、建设规模等严重不符；二是财产保险业务内部险种失衡，车险业务长期“一险独大”，虽然近年来占财险公司业务的比重会降低，2018年也高达66.64%，企业财产保险业务则不断下降，2018年仅占3.6%，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货运保险等业务占比更小；三是人身保险业务内部险种失衡，投资性较强的寿险形成了“一险独大”局面，2018年占寿险公司业务的比重高达78.92%，保障性较强的健康险还未深入市场，占比为18.57%，具有保障性与给付性的意外险占比仅为2.51%(根据2019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整理计算所得)。因此，国内保险行业通过加快业务结构调整的步伐，深入挖掘市场存量保源，大力开发市场增量保源，还会形成一个快速地发展的周期。

上一篇：脉冲编码器输入信号有哪几种 下一篇：讲座回忆 人口结构对实际汇率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讨